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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哲学

“爱的哲学”:一个“关联模式”
——从心理学的文化/关联理论考察冰心创作——
王学富

关联模式
      在波士顿的牛顿•威尔斯利(Newton Wellsley)有一所著名的女子大学,叫威尔斯利学院(Wellsley College),中国著名作家冰心曾经在这里读书,期间写下了不少散文和短诗,这篇章里流溢着上帝之爱、母亲之爱、自然之爱、儿童之爱,成为冰心“爱的哲学”主题下的重要创作。我们不妨这样理解,威尔斯利学院是养育冰心“爱的哲学”的一个摇篮。
半个多世纪以后,同样是在威尔斯利学院,一群西方女性心理学家(Jean Miller、Judith Jordan、Irene Stiver、Janet Surrey)聚集在这里,成立了一个心理学研究中心,叫斯顿中心(Stone Center)。围绕这个中心,这批女性心理学家进行着女性心理学的治疗实践与学术研究,渐渐创导出一种新的心理学理论方法,叫“关联模式”(Relational Model)。
      说来也算奇妙,一些年前,我曾涉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过冰心的“爱的哲学”(论文之一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4年第3期)。一些年后,我又来到波士顿研习西方心理学与神学,并在这里接触到了“关联模式”心理学(修读Dr. Brita Gill-Austern与Dr. Janet Surrey共同主持的心理学课程)。我惊讶地发现,“关联模式”与冰心“爱的哲学”颇有关联之处,对此,本文将作一个尝试性的探索。
      简•米勒(Jean Baker Miller)的《女性心理学初创》(Toward A New Psychology of Woman) 于一九七六年出版,这大概算是“关联模式”心理学的褴觞。此后二十年里,“关联模式”心理学在一批心理学家的共同参与与探索下,逐渐发展成熟起来。从更为开阔的眼光来看,“关联模式”反映的是一种新的心理学/文化理论导向,它建立在对西方传统心理学/文化模式的再思、反叛、纠偏、拓展的基础之上。斯顿中心的这批女心理学家所接受的是西方传统心理学的教育和训练,而她们所创导的“关联模式”有点象鲁迅所说的,“从旧营垒里出来,反戈一击”。在长期的心理治疗实践中,她们发现“陈旧的发展心理学理论大多出自代表着强势文化的男性作者之手,它们并不能准确描述在关联意义上男性与女性的经验。”  基于这一共同感受,她们开始“寻求新的观念,质疑因袭之说” ,致力于创导一种新的女性心理学。她们有这样的分析:“大概而论,发展心理学和临床心理学强调自主和独立的自我,单向地把以下几个方面看作是个体早年成长的至关重要的特征:强调与母亲疏离,自我意识界定,自我控制强化,把自我看作是动作与注意力的开端,以及由此逐渐增强的逻辑、抽象思考等。”  对这些偏重自我的心理学观念,朱迪•乔丹(Judith Jordan )一概称之为“典型偏见”,并且指出它们的科学与文化根源,如“牛顿物理学强调游离分散的实体是以可测量的方式互相作用”,西方社会“强调个体至上与自由”的观念,并认为“这种文化给自己分配的任务是,促使稚弱无助的婴孩断奶,走向更高程度的自给自足和独立”,等等。针对这种传统心理学“偏见”与培植这种“偏见”的文化根基,这些女心理治疗学家致力于新的女性心理学探索,其本质可以概括为“关联模式”。当然,这不会是一条坦途,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她们艰难前行的每一个足迹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在这样一个张扬个体价值,贬抑关联意识的文化环境里,让人们认识到关联性思维对他们生活的重要性,这简直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革命并非一蹴而就,不是“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一时之举。事实上,在“关联模式”心理学建立之前,这场“革命”在传统心理治疗理论发展进程中已经酝酿许久了。从大处观望,看上去隐而未显,细察之下,则会发现这样一些踪迹:乔治•克赖恩(George Klein, 1976) 是最早观察到和指出自我理论存在失衡的分析理论家。为了弥补这种偏差,他提出了自我成长的两条主线(即独立性与关联性)并行发展的思想。接着,米勒(Jean. Miller, 1978)提出了她的自我成长的概念,即自我成长伴随着“一套互动单元的关联作用”。史登(Stern, 1980)曾论述自我成长的相属倾向与自主倾向的共存关系。波拉克(Pollack, 1982)曾研究孩子与父母之间的“相属关系”(we-ness)。科哈特(Kohut, 1982)、米勒(Miller, 1976) 和苏瑞(Janet Surrey, 1983) 等特别强调女性的“关联自我”。  就在这样层层累积的资源上面,“关联模式”心理学确定了它的根基。
      “联系模式”反映的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也可以称之为关联思维,它补救了二分思维(即唐纳德•格尔根(Donald Goergen)所说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所造成的偏差。据格尔根,非此即彼型思维是一种绝然的、执于一端的、讲求逻辑的、强调理性的思维模式,它的有利作用是“建立清晰明确的概念体系”,“尤其适用于应用科学和技术领域”。 正如“关联模式”心理学家所指出的那样,格尔根也认为,这与“在西方社会占主导优势的理性主义思维与男性文化倾向密切相关” 。然而,事情不能绝对而论,在“关联模式”创立之前,西方文化里这种主流思维模式也并非唯一的思维模式,总有一条隐线在伴随着发展,并且起到了对主流思维模式纠偏补救的作用。举例来说,或许可以把弗洛伊德的思维方式看作是“二分思维”(either/or),而荣格的思维方式则似乎更倾向“关联思维”(both/and)。而“在当代行为科学里,格式塔运动代表着同样的努力方向,它致力于一种整合思考,亦即考察事物的形式与背景之间的统一性——即关联性”  。同样,马斯洛对生命多层次需求的考察,也具有一种互补性的关联思维性质,例如,各种需要之间并不是绝然分开的,而是互相作用的,其中有关爱与归属的需求,跟“关联模式”有本质上的切合。不管这些“关联模式”的女心理学家是否承认,她们在批判西方传统的心理学理论的同时,也同时从中得到了某些好的启示和支持。
      如果扩展一下考察视野,我们还会看到西方文化源流里一直存在着这样一种资源,它有利于培育这种“关联模式”。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 1804-72)曾有这样的论断:人只有谋求共存,才得以自存;存在的真正意思是,“我”与“你”的相遭。  马丁•布伯(Martin Buber)则从一个新的哲学或神学角度来看上帝的创造与人类的关系,并阐述了他的意味深远的关联思想。他有一个整体性的推论——“太初有关联” ,并由此构划出一个新的世界:“最基本的语汇‘我—你’构造了一个关联的世界”  。卡特•赫瓦德(Carter Heyward)十分关注西方文化结构所存在的问题及其改适的可能性。她说,“要解决文化结构的问题,我们需要深入到普通生活的根基,从那里挖掘出它的劣根性。”  在她的观察里,这种劣根性业已构成了“一个利润—消费的经济秩序”,这些“社会势力”使“人的价值受到贬抑” ,而“我们成了这些社会势力的俘虏,它们控制着我们的生命,包括我们的感情和价值。”  而这种价值受贬损和被控制的状态,用米勒的话来形容,就是“关系隔断”(disconnection)的状态,或者用吉利甘(Carol Gilligan)的话说,是“话语丧失”(loss of voice)的状态。因此,米勒倡导,建立一种新的话语来讲述妇女独特的心理体验。吉利甘也强调:“妇女要找到自己的话语来描述‘我们是谁’。”  乔登说:“斯顿中心的关联模式强调,关系是妇女生活的中心,而关系隔断则是人类痛苦的主要根源。特别是,我们主张,女性成长过程中伴随培育成长的关系能力。” 
      关联模式是女性的话语,而且是从西方文化背景里生长出来的女性的话语,它与世界其他文化背景中的女性成长经验又是共通的。实际上,这种关联理论在其形成过程中,也得到东方文化因素的滋养,如印度、中国的哲学思想和心理学思想。我所经验到的是,苏瑞(Surrey)在其教学与著作中,特别从东方文化中汲取了有关默想与顿悟的方法,这构成了她的心理治疗理论方法的一部分,成为一种用来表达深密关系的话语方式。作为新兴的心理治疗理论方法,“关联模式”强调生命的关联性存在及其对生命成长的重要性。在“关联模式”心理学家看来,关系本身就是生命健康成长的资源,而“关系隔绝”(disconnection)就是生命资源枯竭的状态,各样的心理病症只是它的反映形式,而促成生命的关系重建或链接,本身就是医治。
通过对“关联模式”心理学的学习与考察,我发现它与冰心的思想发生了共鸣,因而找到了一个新的视角理解冰心“爱的哲学”这一文学思想主题。或许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爱的哲学”是冰心在中国背景里发展出来的一个“关联模式”。本文将对之作一些关联性的论证。

爱的哲学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蔓延全国的民族文化革命,它要求对传统文化和文学进行全面革新,并给政治和经济变革带来了一定的冲击。这场被胡适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的运动,标志着现代中国的开端。以反对旧文体,主张以白话文创作的文学革命也宣告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肇始。“五四”时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拓荒期,冰心是早期文坛的拓荒人。她的文学创作以“爱的哲学”为主题,从一开始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作为现代文学开创期的一位敏锐的文学评论家,茅盾在《冰心论》中论述“爱的哲学”的几个影响来源:基督教教义中“爱人如己”的博爱观,托尔斯泰的博爱与容忍的人道主义思想,泰戈尔的诗歌中所表现的爱与联络的哲学主题。茅盾认为,这些思想都对冰心的人生观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茅盾还指出,“爱的哲学”的建立还有一个生活经验的基础,他用一个比喻来说明这一点:“一个人的思想被她的生活经验所决定,外来的思想没有‘适宜的土壤’不会发芽。”
      茅盾这里所说的“适宜的土壤”,是指冰心在早年成长环境中所经验到的丰沛的家庭之爱。冰心曾多次满怀深情地回忆家庭之爱给她童年留下的深刻印象。冰心的父亲是一个高层海军军官,这位有着丰厚传统文化素养的“翩翩儒将”也同时是西方“新学”的崇尚者。父亲对冰心的思想和人格成长具有培育的作用。冰心的母亲是一个母爱丰盈的传统妇女,在冰心的文学创作里,母亲成了一个体现中国传统美德的原型,是冰心一生歌吟不已的爱的典范。童年冰心生活在这样一个大家庭里,家道殷实,家学丰盈,亲情融融,为数众多的家庭成员和睦同居,用亲属关系编织了一个和爱的群体,冰心生活在其中,感受每一个人对她的关爱,她也同时在这里学习关爱他人。这样的家庭是一个有利的环境或条件,培育了冰心健康、有爱心的“关联人格”(relational personality)。“关联模式”心理学理论告诉我们,“有一点可以十分确定,对于小女孩来说,她们确信自己是被爱着的,并且她们的存在对周围的人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这对她们的成长来说本身就是一个力量之源。”  冰心有这样一个支持自己成长的力量之源,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她的“爱的哲学”,而“爱的哲学”又成为惠泽他人的精神源泉。这验证了普斯特(Stephen Post)的观点,“对亲人的爱可以延伸到对陌生人或邻居(即每一个人和任何一个人)的爱,二者是协调一致的。”
传统的自我成长心理学理论强调个体成长与母亲的疏离,这在冰心的经验里只是一个部分的事实,更重要的是,在冰心的成长过程中,她与母亲的关系是逐渐深化乃至圣化的,并且这种母女亲情关系在她的文学表达中具有了人类博爱的意义。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冰心是最持守博爱观的一位,虽然经历了各样的时代变迁,这种博爱精神一直与她的生命相伴随,没有因为社会政治等因素而改变。这首先应归因于她对家庭之爱的丰富体验,这种体验成了一个深厚的“适宜的土壤”,接受和培育着各样爱的资源,并长成了爱的生命哲学。普斯特(Stephen G. Post)相信,“人类总是非常实在地从特殊关系中学习爱,而真正的博爱总是(但不绝对如此)对这种爱的知识的拓展。博爱是人类非常重要的道德理想,但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种博爱必须是由具体的特殊关系中一点一点垒造起来的。” 
      施于亲人的特别的爱与施于人类的普遍的爱都与上帝之爱相通,上帝之爱既在家庭之爱中体现,又在宇宙范畴内展开。在基督教里,家庭是最根本的关联象征或喻象,信仰与神学的话语是从这里开始的:上帝是父亲(和母亲,因为“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像造男造女” )。基督是儿子(和女儿,他超越男性和女性又整合二者,成就完全的人性)。亚当象征着人类,也是上帝的儿女,但他们的灵魂离家出走,四处游荡,不知所归。父亲差他的儿子耶稣来到世界,为的是让离散的儿女返回父家。他给人类带来的信息是,父亲爱他的儿女,要与他们恢复亲人相属的关系。人类特殊的家庭生活经验,对理解和体验一个作为父亲和母亲的上帝是很重要的。没有对亲属关系这层特别之爱的经验,博爱会变得不可理喻和渺不可及。可以假定,如果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过多受到父母指责、威胁、忽略、虐待、抛弃,很难理解和接受上帝像父母那样爱他。这对他来说,是一个空荡荡的观念,没有经验的基础。他所经验到的父母是无爱,这样的父母形象很容易投射到上帝身上,从而影响他与上帝建立爱的联系。
      冰心在教会学校接受了正规教育,她继续在为自己“适宜的土壤”收集适宜的种子。在北京贝满女中读书期间,冰心从“圣经课”了解到了一个人物——基督,据她回忆,她立即被这个可敬的“人”所吸引,她赞赏基督身上深厚的爱以及为爱作出牺牲的英雄行为。贝满女中毕业之后,冰心进入协和女子大学(后并入燕京大学)。期间她写了一篇散文诗,叫《画--诗》。在篇散文诗里,冰心满怀深情地描述了牧人寻找迷失小羊的情景,借助这个基督教义中最普遍的喻象,冰心表达了父母对孩子的深爱,孩子对父母之爱的接纳与体验,以及这种体验怎样上升到对爱的上帝的情感与信仰体悟:“它是暗示我,教训我,安慰我。它不容我说出一句话,只让我静穆沉肃的立在炉台旁边。——我注目不动,心中的感想,好似潮水一般的奔涌。一会忽然要下泪,这泪,是感激呢?是信仰呢?是得了安慰呢?这不容我说,我也说不出——”对这种不可言说的感受,冰心借用《圣经》中的话语来表达:“上帝是我的牧者……使我心里苏醒……”
     “五四”时期是中国社会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它标志着封建中国进入现代中国。就在“五四”前夕,封建体制被颠覆了,但两千年封建文化的负面影响不可能一下子清除掉。特别是,针对封建文化中的糟粕所进行一场文化革新运动还没有真正深入,很快就被政治革命所取代,而政治革命本应与文化革新携手并行,互相促进,使体制变革与精神改良相得益彰,但当时的事实并非如此。在对传统文化中的封建因素进行了一场摧枯拉朽的攻击之后,“五四”很快就到了它的退潮期,许多青年陷入了一种“关系断绝”的困境——在文化上与旧的体系斩断了关系,但新的文化还没有建立起来,社会政治与经济更是在动荡中风雨飘摇,不能成为文化革命的支持系统,旧的封闭势力还形同鬼魅,四处为虐,破坏革新,要求恢复旧的社会形态。一时之间,迷茫、烦闷、压抑、绝望、虚无的情绪弥漫了那个时代许多青年的心,甚至象鲁迅这样的文化猛士也一度陷入苦闷压抑,把自己比喻为一只受伤的狼,走到树林深处去舔自己的伤,悲哀而孤独。这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精神创伤的时期,当时的报纸上充斥着青年学生自杀的消息。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冰心走上了文坛,以“爱的哲学”为主题进行创作,试图为那个时代的知识青年提供精神救助。后来,有的文学评论者称冰心“爱的哲学”为精神病苦的“急救敷”,虽然这里有一点讽刺的意味,但也的确说明了一个事实。如果用“关联模式”心理治疗理论作一个诊断,“五四”青年遭受的是“关系断绝”的精神苦痛,而冰心倡导的“爱的哲学”的文学创作,的确为“五四”一代迷茫青年提供了一个精神支持与医治的资源。
      “五四”是一个张扬个性的时代,它号召“自我”从旧的封建体系的压抑之下站立起来,这当然具有解放的意义。但是,如果“自我”只求独立,而不顾关联,会导致个体成长的偏差甚至偏废,精神创伤与苦痛也随之而生。在那个时代,郭沫若以其极度张扬个性的诗歌而受到拥戴,据称,他的诗歌反映了“狂飚突进”的时代精神。他张扬的“自我”遗世独立,能量无限,是上帝,是宇宙的中心。但这个“自我”是一个孤立的自我,一个不真实的自我,一个膨胀的自我,象灌满了空气的气球,外形高大,内部空虚,刺破之后,就萎顿下来。“五四”有许多知识青年,他们的自我一度膨胀,后来终于是时代的挤压之下,变得萎顿、躲避、自闭,乃至自我弃绝。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里描绘了许多这样精神消沉的青年形像。这个时候,冰心提出了她的“爱的哲学”,成为那个时代与众不同的声音,这个声音的本质是要求建立关联的自我(self-in-relation)。“爱的哲学”告诉那个时代陷入孤苦的青年,人并不是孤立的,因而也不是孤独的,人在关联中成长,他与这个世界的许多可以建立关联。关联是爱,爱是相属感(we-ness),在爱里,我们与母亲相属,与孩子相属,与自然相属,与上帝相属。爱让一切互依互融、相联相属。
      按“关联模式”心理治疗理论,关联是为生命提供支持资源,“关联的力量使生命充满生机。”  关联本身就是医治。这也是冰心“爱的哲学”的实质所在。在基督教信仰中,耶稣复活的力量,源自他与上帝的关联或相属。《圣经》中讲到一个女人患了血漏——象征生命力量在流失,但凭着信心,她用手去摸耶稣的衣服,随即得到了医治。耶稣是生命力量的源泉,这一“摸”之间,关系便接通了,关联的渠道建立起来了,力量从耶稣涌流到那位妇女,医治的奇迹就在关联之间发生了。冰心在“爱的哲学”创作中,也是这样讲故事,讲关系怎样中断了,讲人怎样陷入了孤立、枯竭,讲关系怎样可以重新建立,生命得到医治,意义被重新认定的奇迹。“爱的哲学”有三个基本关联(母亲、自然、儿童)和一个有时隐而未显的本源(上帝),这与马丁•布伯(Martin Buber)对关系的阐述颇为切近。布伯说:“这个关联的世界建立在三个层面之上。第一:生命与自然,在这个层面,关联临近语言表述。第二:生命与人类,在这个层面,关联通过语言来表述。第三:生命与本体,在这个层面,关联薄弱但创造语言。”   宗教的表述是创造性的关联语言,当布伯讲“太初有关联”的时候,他讲的是关联的生命与本体层面,关联通过创造语言,形成了这个关联世界的精神基础。
斯顿中心的“关联模式”心理治疗学家们在西方文化主流中用自己的语言在进行表述,她们发出的是不同的声音。同样,冰心在她的时代创造和表述着自己的语言,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这两个声音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它们分别在对自己的文化主流中的偏失与创伤进行纠偏与救治。

与母亲关联
      冰心给她的时代讲了许多故事,这些故事的主题是“爱的哲学”,而“爱的哲学”可以说是中国文化背景中的“关联模式”,而她讲的故事都是关联寓言,植根于她与母亲的关系经验之中。西方传统自我心理学理论过于单向地强调“独立自我”,而关联心理学则重视自我的情感关系,因此,苏瑞把建立“关联自我”看作“生命成长的一条新路”,认为母女关系是一种“关系范型”。“我们探索母女关系,是把这看作生命早期的关系范型,它是建立基本自我的根基,对人的情感成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正是从关系范型里,冰心发展了她的关联自我,并通过自身把这种爱的关系由母亲延伸到他人——所有人和任何人。在冰心的许多文学篇章里,我们总能看到这样一个母女关系范型,它对陷入关系隔绝的“五四”时代青年产生了医治的作用。
《超人》是这样一篇小说,它讲述的是母爱怎样使人得医治的过程。“五四”知识青年何彬对社会现实悲观绝望,到尼采哲学里寻求安慰,过着自我封闭的生活,而支配他过这种生活的世界观是这样的:“世界是虚空的,人生是无意义的。人和人,和宇宙,和万物的聚合,都不过如同演剧一般:上了台是父子母女,亲密得了不得;下了台,摘了假面具,便各自散了。哭一场也是这么一回事,笑一场也是这么一回事,与其互相牵连,不如互相遗弃;而且,尼采说得好,爱和怜悯都是恶……”在何彬看来,世界对他是冷漠的,他对世界也摆出一副冷面孔,作出一副冷心肠,甚至他以为自己就是一个冷漠的人,他给自己订下的一个生活原则就是以牙还牙。其实这是他在受到来自现实的打击和伤害之后,过度使用自我心理防御机制,目的是为了让自己免受伤害。就这样,何彬扛着一个自我防卫的“超人”面具,以为这样就可以刀枪不入。但是,连续有几个晚上,一个受伤的流浪儿(名叫禄儿)在楼梯间呻吟不己,终于使何彬无法抗拒地想起自己的母亲。后来他为禄儿出钱治好了伤。当禄儿前来向他表示感谢时,他依然摆出一副冰冷的样子,但在他的内部,他持守的哲学开始动摇。最后禄儿给他送来一束花,还给他写了一封信,信里表达了对他的感谢,并且讲到母亲怎样把天下的人联络起来,使他们成为好朋友。这封信触动了何彬的心,终于使他的超人哲学土崩瓦解,关联哲学开始复苏。何彬在回信里作了这样的回应:
      “……你深夜的呻吟,使我想起了许多的往事。头一件就是我的母亲,她的爱可以使我止水似的感情,重要荡漾起来。我这十几年来,错认了世界是虚空的,人生是无意识的,爱和怜悯都是恶德。我给你那医药费,里面不含着丝毫的爱和怜悯,不过是拒绝你的呻吟,拒绝我的母亲,拒绝了宇宙和人生,拒绝了爱和怜悯。上帝呵!这是什么念头呵!
      “我再深深的感谢你从天真里指示我的几句话。小朋友呵!不错的,世界上的母亲和母亲都是好朋友,世界上的儿子和儿子也都是好朋友,都是互相牵连,不是互相遗弃的。”
      《超人》是一个典型的爱的寓言,它的结局是,两颗受伤的心灵在母爱里建立了关联,何彬与禄儿成了好朋友,建立了兄弟般的关系。在这里冰心似乎在说,超人并不存在,或者,超人往往是一个面具,它忽略了、压抑了、遮蔽了人内心情感的真实。甚至,超人哲学的发明者尼采本身也不是超人。尼采也是这样长期强迫自己具有超人的意志,对人对世界不动怜悯之情,但当他的这个人格面具破碎之后,一直抑制在内部的爱与怜悯便毫无节制、不分对象地倾泻而出。据说,尼采在晚年出现精神混乱(至少他的超人意志在这个时期不再起作用),有一天在田野里散步的时候,他看到一个农夫用鞭抽打耕牛,便不顾一切地冲了过去,抱着那头被抽打的牛哭了起来,称牛为“我的兄弟……”。这种本来应该对人类怀抱的“兄弟”的情感长期不得释放,终于投射到牛身上。象我们每个人一样,尼采、何彬的生命内部都有关联的渴望,而这种关联的渴望是心理健康成长的重要条件或资源。只是,如果这种内在的渴望在现实生活中遭受挫折,使人产生了惧怕,以至于以为世界是冷漠的,人在本质上就是要伤害他人的,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必须要学会避免受到伤害。而避免受伤害的方式主要有两种:要么躲起来不与世界联系,不与人联系,要么把自己变成超人,使自己刀枪不入。殊不知,这样的结果反而使我们陷入了关系隔绝的病理状态。在“关联模式”的心理学家看来,症状的本质就是“关系隔绝”。
      冰心的《超人》展示了一个关系重建的治疗过程,但这绝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从关联模式理论来看,何彬处在撒缪尔•山姆(Samuel Shem)和吉娜•苏瑞(Janet Surrey)所说的“男性关联矛盾”的心理状态:
      “男孩子的‘正常’成长经验中存在着一种对关联情感的矛盾心态。一方面,男孩在生命早年是在情感联系中的成长,从中体验到喜悦和爱的滋润;另一方面,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文化又要求他们逐渐学会抑制甚至扼杀对关系的渴望。如果男孩子表现出这样的渴望,他会受到的激烈的冲击,会因此感到害羞、耻辱,甚至会遭受辱骂和殴打。一个十四岁的男孩这样说:‘如果你不表现得酷一点,你真的会挨揍。保护自己的唯一办法就是,你得装得象条硬汉。’结果是,这个孩子开始有这样的自我体验:他的奋斗和成就,比‘与他人的关联’更为重要。这时他要求自己尽量不要涉及对关联的渴望,并且开始贬低它。在生活中还有许多因素对他的这种倾向推波助澜,让他牺牲自己的关联需求,去长成一个孤立的自我。” 
      在何彬那里,这个孤立的自我发展到了极端,就成了超人。其实,超人是一个虚幻的自我。象山姆和苏瑞书中描述的那个男孩一样,何彬装出一幅很酷的样子,象一条硬汉那样不动感情,他以为这样就可以使自己免遭伤害了。有十几年时间,他生活在超人哲学的强制状态里,他内心里的关联渴望被压抑下去了,生命早年经验中与母亲相关联的喜乐与爱的记忆也被捆扎起来,抛到意识的地下室里去了。但是,这种关联的渴望并没有消逝,受到某种因素的刺激,它们会从潜意识领域浮现到意识的层面,对一个人的生活行为产生作用。例如,在《超人》描述里,连夜来禄儿的呻吟就刺激了何彬,搅动了他内部长期压抑下来的渴望,并使它们通过梦的渠道涌现出来,使何彬在意识与潜意识之间浮沉、挣扎,抗拒但又无法抗拒。从荣格分析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何彬梦中的母亲是他内在的女性灵魂(Anima),是他的精神成长过程中一直被忽略的内在声音,对这个声音,何彬压制着,但它随时都可能上升;何彬逃避着,但又无法躲避。它反映的是关联的渴望,它会以象征的影像来提醒与医治:
      “……风大了,那壁厢放起光明。繁星历乱的飞舞进来,星光中间,缓缓的走进一个白衣的妇女,左手撩着裙子,右手按着额前。走近了,清香随将过来;渐渐的俯下身来看着,静穆不动的看着,——目光里充满了爱。
      神经一时都麻木了!起来罢,不能,这是摇篮里,呀!母亲,——慈爱的母亲。
      母亲呵!我要起来坐在你的怀里,你抱我起来坐在你的怀里。
      母亲呵!我们只是互相牵连,永远不互相遗弃。”
      这是梦中情景的描述。梦中,何彬在摇篮里,与母亲互相牵连。梦中,何彬表达自己的愿望,要母亲把他抱在怀里,但不为这样的表达而感到羞愧。梦中,何彬沐浴在丰沛的母爱的温暖里,社会经验的冰封开始消融,超人的哲学开始解体。何彬沉浸在这样的体验里,这时他不再是硬汉,不再是超人,而是母亲的儿子,在亲情的关联里。生活中有寒冰,但生命里贮存着温暖。他在现实中受挫,自我变得孤立起来,但他走进了记忆深处,在潜意识里与母亲会面,从而找到了医治的源泉。这源泉通过他——一个重新建立起来的关联自我,流向禄儿,还会由禄儿溢漫到周围的人。博爱就是这样从母爱的经验里延伸而来。
      母亲与自我是人类成长的关系原型,它是由母爱哺育出来的。这里的母亲既是冰心个人生活的母亲,又由此扩展到人类的母亲,再进而关联宇宙间一切生物的母亲。母亲还联系到人类深远的原初经验,使人进入到浩渺神秘的人类母性意识,它既与个人经验相联系,又远远大于个人对母亲之爱的体验,甚至接通了人类的宗教经验领域。这就是为什么当冰心试图描述自己与母亲的关系时,她感受到其中无以言表的神秘:
“‘母亲’,这两个字,好象不是这样的说法,只是一团乱丝似的。这乱丝从泰初就纠住了我的心;稍微一牵动的时候,我的心就痛了,我的眼睛就酸了,但我的灵里那时候却是甜的。这乱丝,世上没有人能解得开,上帝也解不开——其实上帝也是一团乱丝,母亲也解不开。”
      自我与母亲的关系和人类与上帝的关系都被冰心比喻为“乱丝”,它的意思似乎是说,这种深远而神秘的关系是不可言喻的,是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情“乱丝”。但这“乱丝”里有一个最为神秘的本质,就是爱。事实上,正是在爱里,母亲与上帝遭遇了,并且在爱里互相牵连,互相作用。她因为母亲而向上帝感恩:“感谢上帝,在我最初一灵不昧的入世之日,已予我以心灵永久的皈依和寄托。”这里所谓“永久的皈依和寄托”,指的是母亲。海伍尔德(Carter Heyward)表达过类似的感受:“爱实现了最为生动的联系。上帝就是爱。爱就是上帝。人要效法上帝,就要去爱。爱者知道自己从不孤立,爱从泰初就与我们联系在一起了,没有比这更美善的事了。”  也没有比这更神秘的事了。布伯作过一个很恰切的描述:“曾经发生这样一种深不可测的关系行为,它使人感到二者相融为一体。用艾克哈特(Eckhart)大师的话来说,‘一一相生而为一,精纯相砺为至纯’。”  同样令人惊异的是,德国的女作家林泽尔跟冰心有同样的体验,而且用同样的词汇——乱麻,或可译成乱线,来描绘自己与上帝和母亲的关系。林泽尔表示,寻找上帝就是寻找一种原始信赖。在她经历纳粹监狱等待死刑的日子里,她以为“那时上帝并不在我身边”。但最终她找到了那种原始信赖,而且是一种母性的原始信赖。她说:“上帝总在这里。我得到了母性般的原始信赖,建立了从来就用不着建立的原始关系。”
      宗教反映人类情感和意识的经验,母性意识是人类宗教意识的重要部分或资源。周作人曾研究流传于中国北方民间的红阳教,据该教义,无生老母是人类的始祖,她呼唤远离家庭、迷失归途的人,如果谁听到她的呼唤并作出回应,就会得到她的引导,得以回到家乡,回到母亲的身边。周作人感慨说:“大概人类根本的信仰是母神崇拜,……客观的说,母性的神秘是永远的,在主观的一面人们对于母亲的爱总有一种追慕,虽然是非意识的,也常以早离母怀为遗恨,隐约有回去的愿望随时表现。”  从象征的意义上看,母亲居住的地方是人的家乡,它在宗教上反映为人类灵魂的家乡,而人的宗教需求就象他的灵魂总会听到母亲唤儿归家的声音。也许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士莱马赫(Schleiermacher)把宗教称作“灵魂的思乡病”。对于人类如此深厚的母亲体验,荣格(Carl G. Jung)如此阐述:“众所周知,在每一个时代人类都在用各种语言赞美母亲的形象。在我们的生命记忆里,最为感人至深和令人难以遗忘的就是这母爱,它是所有生命成长与变化的神秘根源,它是归家的体验,是避难所,在它悠远的静谧里,万物由此开始,万物复归于此。它如此亲密无间,又会象自然那样生疏;它如此充满亲爱温柔,又会象命运一般无情;它充溢着喜乐,且生生不息——……母亲是母爱,是我的体验,我的奥秘。”
      宗教积淀着人类对母爱的体验,母爱与神爱具有共通性,它们都是一种无条件的祝福。说它无条件,是指在我们意识到这爱之前,爱就临到了我们;在我们试图让自己配得这爱之前,爱已经给予了我们。它在我们心里激发的是“我本不配”的感恩。在《圣经》里,我们读到有许多篇章把上帝描写成一个爱的母亲。例如,《以赛亚书》第四十九章描写上帝是一个用奶喂养孩子的妈妈;《诗篇》第一百三十一篇,诗人对他跟上帝的关系这样歌吟道:“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耶稣面对耶路撒冷这样说:“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女儿,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丁光训主教曾著有《上帝不是男性》一文,对上帝的母性品质有充分的论述,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神的希伯来原文Elohim这个词前半部分Eloh最初原来是一个女性的神的名字,后面加上的im是希伯来文用于男性多数的词尾,这也说明,把神看为男性是片面的,不妥当的。说神也有母性不能算错。更确切一点来说,母性能够彰显神被人们多年来忽略了的部分性格,母性对于丰富我们对神的认识是可以做出很大的贡献的。”
      冰心的“爱的哲学”里有宗教的因素,甚至,它几乎是在表现一个关于母爱的宗教,在那里,母亲被描绘成一个关系世界的中心关系。在基督教信仰里,基督是上帝的体现者,他建立了神与人之间的关系,他是基督教的中心关系。正象海伍尔德所描述的那样,“藉着上帝,因着上帝,为着上帝,耶稣在世界宣称他掌握着可能性的权柄;藉着耶稣,因着耶稣,通过耶稣,上帝进行他的工作。”  在“爱的哲学”这样一个关系结构里,母亲承担的正是这样一个关系角色。冰心这样宣称:“我反复思寻印证,心潮几番动荡起落,自我与我的母亲,她的母亲,以及他的母亲接触之间,我深深地证实了多年来的信仰,绝不是无意识的!”  这里,冰心对母亲进行着一种宗教性质的宣扬,似乎意在提醒以男性意识为主流的文化去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女性的关联能力或关系特性是支持世界的真正力量。或许,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冰心赞同庄子对水所做出的阐释:天下至柔者莫如水,天下至刚者莫如水。因为,母性反映的正是这种至柔至刚的水的本质。母性创造着世界,医治世界的创伤,养育世界健康成长。

与儿童关联
      “五四”思想解放运动有一个重大主题是妇女解放。长期的封建体制和文化观念对妇女造成的残害最为深重,甚至就在“五四”时期,童养媳这样的陋习在许多乡村地区依然存在。冰心小说《最后的安息》反映的正是这种丑恶现象,其目的在于“揭出社会的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其疗救之方就是“爱的哲学”,亦可谓“关联模式”。正如在《超人》里,何彬与禄儿因着母亲建立了爱的关系,在《最后的安息》里,翠儿与惠姑进入了关系的爱。
      故事中的翠儿是一个童养媳,因为长期受婆婆的虐待,“她脑中所充满的只有悲苦恐怖,躯壳上所感受的,也只有鞭笞冻饿”。她过着隔绝的“凄苦黑暗的日子”,从来都没有体验过爱。直到有一天,她的生活里透进一缕和煦的阳光——惠姑来到她的身边。惠姑出身于富贵之家,内心充满了对穷人的爱与怜悯。她与翠儿之间建立了爱的联系。对翠儿来说,她的生活境遇并没有改变,但她那伤痕累累的内心却在惠姑与她建立的友爱里经历一个安慰和医治的过程。
      “惠姑来了,又叫了她一声,那时她以为惠姑不过是来闲玩,又恐怕惠姑要拿她取笑,只淡淡的应了一声。不想惠姑却在一旁坐着不走,只拿着怜悯的目光看着她,又对她说要帮助她的话。她抬头看了片晌,忽然觉得如同一线灵光,冲开了她心中的黑暗。这时她脑孔里充满了新意,只觉得感激和痛苦都怒潮似的,奔涌在一处,便哽咽着拿前襟掩着脸,渐渐的大哭起来,手里的湿衣服,也落在水里。惠姑走近她面前,拾起了湿衣,挨着她站着,一面将她焦黄蓬松的头发,向后掠了一掠,轻轻的摩抚着她。这时惠姑的眼里,也满了泪珠,只低头看着翠儿。一片慈祥的光气,笼罩在翠儿身上。她们两个的影儿,倒映在溪水里,虽然外面是贫、富、智、愚,差得天悬地隔,却从她们的天真里发出来同情,和感恩的心,将她们的精神,连合在一处,造成了一个和爱神妙的世界。”
      这段令人动情的描述表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或相属之情(we-ness)。虽然,外面世界中有许多因素把人与人互相隔绝,但是,当隔绝的人被领入到内在的关联之中,她得了安慰和医治,我们在翠儿和惠姑的“连合”里,看到了同情、天真、友谊、爱、怜悯、感恩。正如山姆和苏瑞所说,“人类经验里不仅有‘我’和‘你’,还有一种关系的经验叫‘我们’。这‘我们’,即一种连合,一种关系,自有其独特的品质,我们可以描述它,可以发展它”。  
      故事的结局是悲惨的:翠儿被婆婆毒打致死。临终之前,惠姑来到她的身边,陪伴着她。在冰心的描述里,翠儿死的时候是那样的安详,脸上还带着微笑,以至惠姑以为她只是睡着了。“惠姑坐了好久,想她是睡着了,轻轻的站了起来,向她脸上一看,她憔悴鳞伤的脸庞上,满了微笑,灿烂的朝阳,穿过黑暗的窗棂,正照在她的脸上,好象接她去到极乐世界,这便是可怜的翠儿,初次的安息,也就是她最后的安息!”
《最后的安息》这样一个结尾曾经在过去的文学研究中受到质疑和批评。有的研究者认为,让翠儿这样含笑归天,把她悲惨的死笼罩在基督教爱的灵光之中,破坏了小说严峻的悲剧性,也给不平等的社会制度和阶级斗争抹涂了一层调和色彩。的确,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惠姑和翠儿属于不同的阶级,她们之间只应有对立和斗争,而不存在什么关联和爱。然而,就象在《超人》中的何彬和禄儿那样,这里的惠姑和翠儿也拆除了她们之间外在的“贫富智愚”的阻隔,在儿童天真的同情和感恩里“连合在一处”。冰心的“爱的哲学”是一座桥梁,让人通过它相遇和相联。是的,人有许多理由去恨,但仇恨是隔离,是伤害,人也有同样多的理由去爱,而爱的作用是关联,是医治。在这篇小说中,冰心通过惠姑的想法表达了她自己的感情和态度:“她(惠姑)觉得翠儿是一个最可爱最可怜的人。同时她又联想到世界上无数的苦人,便拿翠儿当作苦人的代表,去抚恤,安慰”。通过惠姑,那关联的爱不仅施诸翠儿,还由翠儿扩展到天下“无数的苦人”,这里表达的正是冰心的意愿和意图。这也正如冰心在《安慰》一诗里所抒发的那样:“我曾梦见自己是一个畸零人,/醒时犹自呜咽。/因着遗留的深重的悲哀,/这一天中/我怜恤了人间的孤独者。”
      在冰心的许多作品里,孩子联络着充满隔离的成人世界。在冰心的“爱的哲学”里,孩子是关注的中心。所有这些创作表明,她有意提醒那个时代去倾听孩子们天真的声音,去建立与孩子的关系。这正如在圣经中耶稣讲说天国的道理时,提醒人们注意孩子与天国的本质关系,而这总是成人常常忽略的一个重要方面。就象“关联模式”心理学理论所说的那样,我们的孩子的成长成了这样一个可悲的过程,各样的文化影响使他们渐渐放弃了自己的关联需求,习得了成人各种的隔绝观念和方式。冰心让我们来观察小孩子,从他们的亲密关系里获得某种启示。海伍尔德(Carter Heyward)曾这样说:“亲密是关系的最深品质。亲密表现的是人类深层自我意识的根本联系,是人类心灵深处的中心纽带。跟人建立亲密关系,使我们得以理解人和被人理解,在这种关系里,我们感到被认可,感到自信。这种关系是真实的,具有创造力的,充满合作精神的。”  
      在冰心的小说里,小孩子表现出来的情感关系常常起到催人自省、自新的作用,冰心对小孩子唱起了赞美的诗歌:“万千的天使,/要起来歌颂小孩子,/小孩子!/他细小的身躯里/含着伟大的灵魂。”  这也正如在圣经里,耶稣把小孩子带到人们面前,毫不吝惜对小孩子的赞美之辞,称他们是“天国的子民”,并表示,如果心灵不是纯洁如同小孩子,就与天国无缘。甚至,耶稣还鼓励人们善待小孩子,并表示说,善待小孩子就等于善待耶稣本人。冰心的小说让我们有这样的理解:外在的政治革命——特别是当它的关注仅仅停留在物质层面,会造成更多的隔阂,结果可能与它所声称和追求的理想社会背道而驰。孩子似乎比成人更懂得这些,因此冰心在作品里常常让孩子对成人说话,给他们带来爱的启示。在《爱的实现》里有两个儿童,他们象天使一样降临,给文思枯竭、陷入困顿的诗人带来灵感。在《最后的使者》里,天使以小孩子的样式出现,把希望带到了人间。在《世界上有的是快乐……光明》里,当愁苦绝望的凌瑜将欲蹈海自杀的时候,沙滩上出现了两个儿童,他们在“朗耀晶明”之中,在“金赤的夕阳下”,身着“缟白如雪的衣裳”,带着“温柔圣洁的笑脸”和“天使顶上的圆光”,用天使般灵通的话语,启发凌瑜说“世界上充满了光和爱”。同样,在《最后的安息》里,惠姑仿佛惠临的仙姑,以爱和怜悯的眼神和心灵,与充满愁苦的翠儿相依相联,直到她离开这个世界。
      面临这样一个四处都有隔绝的世界,冰心也有自己的困惑。例如,对于“爱国”反而给国家之间导致的仇恨和战争,冰心曾向“母亲”表达她的困惑:“有两件事,我心中永远不至于模糊,就是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母亲,母亲啊!世界上为什么要有战争?我们要爱国,为什么就要杀人呢?母亲!”冰心问这样的问题,曾经被有些评论者视为天真,但是,“成熟”的人并不能给冰心满意的回答,她反而去倾听小孩子。在《寂寞》里,两个小孩子的对话反而值得成人一听:
妹妹道:“你为什么不跟伯伯到英国去?”
      小小摇头道:“母亲不去,我也不去。我只爱我的国,又有树,又有水。我不爱英国,他们那里尽是些黄头发黄眼睛的孩子!”
      妹妹说:“我们的先生常常说,我们也应该爱外国,我想那是合理的。”
      小小道:“你要爱你就爱,横竖我只有一个心,爱了我的国,就没有心再去爱别国。”
      妹妹一面抚着头发,说:“一个心也可以分作多少份儿,就如我的一个心,爱了父亲,又爱了母亲,又爱了许多的……”
      如果用“关联模式”来考察这段对话,我们似乎体会到男孩与女孩身上表现出来的不同的成长倾向。小小还是一个小男孩,但文化的影响已经对他产生了作用,他正朝着一个“独立自我”的方向成长,而妹妹则在发展她的关联情感,走向关联自我。这种男性倾向在文化中占了主流,而关联资源则被忽略和压抑了,结果是,我们的生活中滋生了越来越多的拆散关系、隔绝人类的因素或势力。冰心把战场上的隆隆炮声比喻为人类筑造隔绝之墙的打夯之声,许多的偏见、仇恨、无知正把人类带到一个个小圈子里去,在其中自我隔绝,又排斥圈外之人。在《国旗》里,不同国籍的小孩子本来都是好朋友,但国与国之间宣战了,孩子们各自手拿不同的国旗,互相看着,一下子觉得他们变得疏远了,国旗成了阻隔他们友谊的障碍。但在最后,他们做出了一个“幼稚”的选择:把国旗放在一边,维持他们的友谊。对他们来说,友谊的价值高于国旗的价值。这,又是“成熟者”们所不屑的。
      当冰心遭遇思想上的困惑,她或求助于母亲,或得启示于孩童,有时也会从《圣经》的话语里去体悟一个更大的境界,而这个境界是需要用信仰的眼睛才能看到。在《国旗》里,她不露声色地引用了一句《圣经》章节:“因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  未读圣经的研究者,自然不知道这句话的来源了。但这句引语自有其不可忽略的意义,这里似乎寄托了冰心对现存国家形态的超越和对未来理想世界的期待。等那“完全的”(《圣经》中指耶稣基督)来到,一切遮蔽都揭开了,国家和一切有限组织形态所导致的人类思想感情的隔阂都将消除,人与人将在“爱”中互相联络,成为一体。这是一个完全实现了的关联世界。
      在“五四”作家中,冰心是一位始终唱着爱之歌的歌者。“爱的哲学”是她所有歌曲的主题,是从她的生命中发出来的真的声音,这声音,用威因加登(Kaethe Weingarten)的话说,表达了一种象征。“通过象征,一些人——特别是妇女,表达着真正的自己:她们的自我意识,想法,感受,知识,信仰,和她们所关心的事情。这声音不仅是指我们在讲说什么,还指我们在怎样讲说。在优秀的作品里,作者发出的是独特的声音。你能够‘听’到这种声音。”  是的,冰心的声音是独特的,但是,她生活的那个时代对她提出了要求,让她附和主流的声音歌唱。我相信是出于一种无奈,或者,至少是因为孤独,冰心一度尝试着去唱另外一种声音。与她一贯讲述的关联寓言不同,这次她讲述了另一个有关隔绝的故事,叫《分》。故事的背景是在一个医院的产房里,两个新生儿之间发生了一场对话。两个新生儿出自阶级地位不同的家庭:一个是屠户的孩子,对话中声称要作一个革命者,虽然是婴儿,说话却相当恶声恶气,他表示,长大之后,要象爸爸杀猪那样,“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杀尽世上那些象猪一样的压迫者。另一个新生儿则出身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象花朵一样稚弱,心灵和性格显得相当柔弱。屠夫的儿子明确表达了自己恨的思想,而他似乎想表达一些有关爱的意思,但不敢确定。屠夫的儿子有明确的立场和选择,而这位知识分子的孩子对前途不明确,对自己也没有信心,反而对屠夫的孩子怀有相当的敬佩之情。几天之后,他们从这个产房里分开了。可以设想的是,他们将进入不同的家庭环境和阶级背景,等待他们的将是怎样的命运呢?
      在这篇小说里,我们依然听到两个不同声音的对话:爱与恨。不同的是,在这里,爱的声音显得相当无力,而冰心对革命的理解相当生疏,因此讲出来的声音显得空泛而虚假。这并不是冰心的真声音。在她以往的篇章里,爱能够走出来放胆讲话,自然、自由、有说服力,特别是有感染力。可以推想,冰心是在怎样的压力之下试着去附随“革命”的声音,听起来象是假唱。但从这篇小说里可以解读出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似乎预示了在几十年后中国将爆发的一场“分”的社会运动,这时,国家与国家分开了,阶级与阶级分开了,人与人分开了,甚至家庭成员之间都被拆散和隔离开来。不妨推算一下,到了这个时期,《分》里的两个新生儿已经长大成人,他们之间将不再是何彬/禄儿和惠姑/翠儿式的关联,而只会是斗争。这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也是这个民族的关联体系受到最严重破坏的时期。直到今天,“文革”造成的伤痛依然潜伏在那里,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处理,反而在人们不知不觉中起作各式各样的破坏作用。因而,在我看来,冰心的“爱的哲学”还可以是医治民族伤痛的“关联模式”。

与自然关联
      如前所述,上帝是冰心“爱的哲学”架构中一个常常隐而未显的维度,而这个维度又常常与自然之爱紧密相联。在冰心那里,宇宙不是一个偶然的存在,而是一个因着某种目的而被创造出来的结果,在这个宇宙中,所有一切都是互相联系的。这是一个因着目的而设计和创造出来的宇宙,因而也是一个有意义的关联宇宙。上帝隐身于可见的宇宙后面,他创造了它,并且现在还在维持它,推动它。冰心是从宇宙万象井然有序的排列推导出它背后的那个创造者,这正是古教父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神学中证明上帝存在的五大原则之一——以果求因法。而冰心关于宇宙起源的思想大多是从她对自然的体悟中产生出来的,她在《赞美所见》中说:“谈到我生平的宗教的思想,完全从自然之美感中得来。”她曾情不自禁地发声赞美道:“嗟呼,粲者!/我因你赞美了万能的上帝。/嗟呼,粲者!/你导引我步步归向信仰的天家。”
      宇宙之爱本身表达的就是一个宗教的维度,它建立在这样一个观念或信念之上:上帝创造宇宙和人类,并用爱作为人类最根本的维系,冰心描绘了这样一个由爱维系的宇宙图景:
      “茫茫的大地上,岂止人类有母亲?凡一切有知有情,无不有母亲。有了母亲,世上便随处种下了爱的种子。于是溪泉欣欣的流着,小鸟欣欣的唱着,杂花欣欣的开着,野草欣欣的青着,走兽欣欣的奔跃着,人类欣欣的生活着。万物的母亲彼此互爱着,万物的子女彼此互爱着。同情互助之中,这载着众生的大地,便不住的纡缓前进。懿哉!宇宙间的爱力,从兹千变万化的流转动行了!”
      这里,冰心绘制的是一个有关宇宙之爱的生态心理学图景。海伍尔德也曾描绘说,地球是这样“一个神圣的土地,我们——人类和其他被造物,站在一起。太初我们就联系在一起。生活在这样一个本质上互相关联的处境里,我从来都不是孤立的——虽然我会感到孤单或孤独。”  在这个一切都相互关联的网络里,我与其他存在既是相属的,又是独特的。我是独特的,是因为我或为人在思考,或为鸟在鸣唱,或为花在开放,或为河在流淌;我是相属的,因为我又跟所有这一切(人、鸟、花、河)都相关联,我们共同组成了一个称为生活的东西——缺少其中任何一样,都不算是完全的生活。这也正如泰戈尔所说,爱把我们如此紧密地编织在一起,以至于在这个关联的宇宙里,没有一颗灵魂会遗漏出去。爱才是宇宙的中心引力,人类和一切被造之物都被吸附到一起,而且被有序地安排着。这又正如维马拉•塔克尔(Wimala Thakar)所说,“在宇宙中起中心作用的不仅是万有引力律,还有爱律。” 
      在爱律的作用之下,宇宙是一个万有相依相辅的生态心理结构。象冰心一样,撒拉•克恩(Sarah A. Conn)也设计了这样一个生态心理学意义的宇宙万象图:
“从生态心理学的角度来考察健康,我们便超越了从个体或家庭来考察个人症状病因这种单一取向,从而进入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化视野。当我们把人类心理放入一个整体的生活网络中进行观察,我们会看到这样一个事实:个体的症状既是独特的个人问题,又是一个更广阔范围中的症候——‘整个地球在通过我们讲述它自己’。探索我们生存其间的这个内在和外在的广大处境及其间的关系,我们寻求着其中的多样性、内在关联和涌流不止的资源,原来症状是整个系统中的一部分。生态心理学吁请心理治疗不仅关注个体的内在领域,还要去探索和培育体系的发展,不脱离我们生活的土地、处境及其生态特性。”
      由此考察,冰心的“爱的哲学”给“五四”时期陷入病苦的知识青年提供的正是这样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她讲述关于自然之爱的故事,提醒他们与自然建立关系,倾听自然在对他们讲说什么和在通过他们讲说什么。“五四”青年的精神痛苦不只是个人病苦,也不只是社会问题,它关涉到一个更广大的生态心理系统——我们的民族、文化、甚至我们生存的这个宇宙中需要得到关顾和医治的部分。在冰心的小说里,我们的确看到,那些遭受心理病苦的“五四”青年,他们不再关注社会和宇宙,反而退缩到一个封闭的自我系统内,但又把自我病苦的阴影从内部投射到整个社会和宇宙,以至人类社会和宇宙自然都成了敌意的、病态的和无意义的。这不是自然的声音,而是对自然声音的误听、误读和误解。
      《悟》是一篇哲理小说,其中从头至尾都在进行着从本体论角度对人生意义的考察和争论。钟梧是一个对世界持悲观虚无态度的青年学生,他相信世界只有痛苦和眼泪,人生只是虚伪和逢场作戏(“当面输心背面笑,翻手作云覆作雨”),现此相应,他的生存哲学或生活应对策略则是:“不求得益人群,不求造福社会,只求混一碗饭吃”。这是一种没有爱的生活,它反射的一定是一个无爱的宇宙观:“世界只是盲触的,大地盲触而生山川,太空盲触而生日月星辰,大气盲触在天为雨雪云霞,在地为林木花草。……无数盲触之中,有哪一件是可证明‘爱’之一字呢?”
      星如是小说中的另一个人物,他经历过象钟梧一样的悲观厌世,但跟钟悟不同的是,他不愿在虚无中苟且偷生。既然世界是无意义,他决定跳崖坠海,了结这无意义的生活。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他望见海边的一盏长明灯,并且从长明灯的传说中得到了爱的启发。这个传说讲一对母子临海而居,一天母亲生病,儿子半夜驾船出海求药救母,途中起了风暴,不幸坠水而亡。悲伤的母亲立愿要等回儿子,在窗前点着长明灯,为的是给儿子照引归途。结果,母亲没有等回自己的儿子,但她窗前的那盏灯一直被后来的人的添油点亮,成为长明灯。星如说:“谁知这一盏百年来长明不熄的爱的灯光,竟救了那夜那时、立近悬崖已将坠落的我!”
星如把这个故事告诉了钟梧,而支撑这个爱的故事的也是一个爱的宇宙观。那天晚上,从自杀路上回转的星如看到的这样一个宇宙的景象:
      “中夜之后,光景愈奇妙,霁雨之后,忽然明月满天,造物主真切的在我面前,展开了一幅万全的‘宇宙的爱’的图画。那夜的湖山,清极,秀极,灿烂极,庄严极。造物者知我正在歧路徘徊,特用慧力来引导,使我印证,使我妙悟!因着金字塔,而承认埃及王,因着万里长城,而追思秦皇帝。对于未曾目睹的和我们一般的人物,以他们的工作来印证,尚且深信不疑地赞美了他们的丰功伟绩,何况这清极,秀极,灿烂极,庄严极的宇宙,横在眼前,我们怎敢说天地是盲触的,没有丝毫造物的意旨?”
      上述故事和论证也可以说是一个本体论或神学的根基,正是在这个根基之上冰心建立了一个由造物者上帝支撑的互为关联的宇宙结构,其中爱维系万有,维持万有,赋予现实人生以目的和意义。盲触的存在不是有目的的存在,因此也是没有关联的存在。相信宇宙是盲触的结果,只会导致一个没有目的、没有关系,因而也没有根本意义的人生观。在冰心的小说里,我们总是听到两个声音在辩论,它们代表着不同的人生观,而这两种不同的人生观背后都有一个哲学的、神学的、人类学的根源。其中,一个声音把人性和宇宙的本质阐释为虚无、虚伪、自私、恨,等等。这声音被简•米勒(Jean B. Miller)称作“奇谈怪论”:“事实上,这些奇谈怪论充斥着我们的文化。它的一个观点就是,‘人类’的本性是自私、竞争、争斗、破坏。这种观点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数百年来,难以计数的人(其中大多数是女性)花了难以计数的时间向难以计数的人奉献着自己的一切”。  另一个声音在说,世界的创造有其目的,人性的本质由爱构成的,不管人性怎样被某些文化因素带到歧途上去,对此我们需要做的是,恢复人类与自然的最初关系。在这种关系里,我们会体验到冰心所体验的那种希望、光明、温暖和怜悯。
      《月光》讲人与自然的亲密关系。在这篇小说里,冰心从审美角色对自然进行感受,其中有哲学的体验,还渗透了宗教性的感悟,表达了一种与自然同化的境界,乃至达到了超越了社会伦理评价的高度。主人公维因是一个心灵、个性和躯体皆都完美的人,他在月光下的湖边默想,体察到自然之美达于极致,“一刹那顷临感难收”,遂投身于月光之湖里面。如果单从社会层面上看,这是一种自杀行为,但在这篇小说里,这种行为则是一种精神境界的极致:“打破自己,与自然调和”。
      《月光》与其说是一篇小说,不如说是一个寓言或象征,其中所表现的某种境界类似庄子所谓“齐万物”、“齐生死”,冥合自然、物我莫辩的“梦蝶”状态,也与宗教中与神合一的属灵经验有某种关联。如果要对它作出阐释,可以联系祈克果(Kierkegaard)从悖论角度对亚伯拉罕献以撒所作的阐释。单从伦理的眼光看,亚伯拉罕算是一个蓄意谋杀亲子的父亲,但这只是文本的表层理解,未及文本的深层意义。在本质上,这个故事不是一个现实的故事,因而它超越了伦理的层面,指向信仰所能企及的价值层面,也正是这个层面上,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月光》曾被有的文学评论者指责为“宗教式的迷恋”,反映了“一种自然拜物教”的倾向,甚至,不知道有没有评论者因此说冰心是在通过这篇小说教唆自杀。但是,这篇小说不是在讲一个现实的故事,不宜对之仅作社会伦理层面上的评论或阐释。这正如一个很正派的农民指责维纳斯塑像是“不要脸”,是因为他站在乡村伦理的角度来作这一评价,而不是站在艺术的角度。如果有人看了《月光》而自杀,不能算是冰心“教唆”的结果。
      爱玛•荣格(Emma Jung)曾说,“男人倾向于处理客观问题,女人则喜欢解谜;男人为知识和理解而绞尽脑汁,女人则醉心于追求信仰、迷信,或者假想。”   我们大概可以说,“爱的哲学”是冰心的“谜”、“信仰”,甚至“迷信”——她所相信的东西,爱的东西,迷恋的东西,对之寄于希望的东西,而不是需要阐释、分析,和进行哲学演绎的东西。虽然名为“哲学”,却不是一个理论的体系,而是一个象征,一个梦,一首歌。当冰心表达这个象征,讲述这个梦,唱这首歌的时候,她触动了人的心,联络了人的感情,医治了人的伤,改变了人的生活。正如艾弗瑞特(William J. Everett)所说,爱有“救赎和更新的功效,生命更新的人会把爱扩展开来,使世界都得到更新” 。因此,在爱与憎的争论里,冰心不让自己陷入“真与假”的两难状态,她直探问题背后的“爱”的意义:
      “再退一步,已是退无可退。即使我的理论全是假的,你的理论完全是真的,为着不忍众生苦中加苦,也宁可教你弃你的真来就我的假,不但你我应当如此信,而且更大声疾呼众生如此信。”
显然,像人类那些真正的导师一样,冰心“教导给人的不是一个观点,而是一条道路”。  观点宜于辩论,而道路则需要人带着信心去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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